王小恺

同时应分门别类加以施用，以满足比例原则的要求。

问题是如何理解私有财产。但如果这样解释, 《物权法》第44条、《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2条就与《传染病防治法》第45条冲突,与《宪法》第13条第3款抵触。

根据《立法法》第85条和第96条规定,省人民政府规章应由省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并及时在省人民政府公报和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以及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在征收征用的公益性评估中,的确存在多种公共利益的平衡,公共利益并非一块整石,……具有多种利益组合而成的结构[12],要计算构成公共利益的多种指标的权重——社区居民生活关系重建、国家的粮食安全、对生态的影响等。作者简介：刘连泰，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是一般情形, 征收和征用是例外情形,国家机关行使征收征用权应符合比例原则,还应在一般意义上符合成本收益分析。《宪法》第13条第3款规定的征收征用对象为私有财产,是否意味着国家所有的财产和集体所有的财产都不能征收。

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返还乙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同型号口罩,已不再是征用立法要求的返还被征用财产原物,而属于补偿。《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2条规定与《物权法》第44条的规定类似: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为应对突发事件,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55] 参见前引[37]，棚濑孝雄书，第7页。

[30]近五年府院互动的持续推进，表明法院系统对行政审判新政策的坚持。201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在上海召开华东五省（市）行政争议化解府院联动座谈会，释放出行政审判工作继续推动府院互动的强劲信号。[40]司法权是国家政治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当然影响司法权运作，司法权运作反过来也能够对政治有机体产生作用。[12]从行政审判意见将行政审判定位为保护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优化司法环境、化解行政争议，到府院互动作为行政审判工作特色正式写入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工作报告，行政诉讼制度已经进入行政案件数量和协调化解比例共升、监督行政与府院互动并举的阶段。

（三）府院互动的救济实效保障 府院互动彰显了党政体制下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别样的协作治理关系形态，并不意味着司法权监督行政权、保障公民权功能的自我放弃。而与官方积极认同的立场不同，理论界对某些府院互动方式，尤其是过度协调化解造成的司法监督功能萎缩，普遍表示担忧。

（一）社会治理政策变迁之司法回应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始终与民主法治进程同步前进，与改革开放一起成长。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方式的法律依据一直匮乏，目前主要散见于一些司法文件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中，有的工作机制尚处探索阶段。由于正式法律依据缺失，一些府院互动方式备受质疑。[1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2010年、2012年工作报告。

面对给付行政、规制行政、发展行政、环境行政等更多积极型行政活动的兴起，行政法发展应当坚持行政任务新取向。个案协调化解型府院互动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法院2006年、2009年、2011年的协调化解撤诉率分别为33.82%、35.9%和48%，这被作为行政审判工作的主要亮点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报告。在外部司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司法地位相对弱小的社会转型时期，法院通过与行政机关的沟通、配合与协调，具有司法的自我限缩和自我保护功效，但长期沉湎于此，也易导致司法的中立、消极、自治如梦幻泡影。[17]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常州市政府自2000年始率先建立府院联席会议制度，成为推进行政审判司法环境良性循环江苏模式的重要内容。

进入专题： 行政诉讼 。除了各类统计数据和浮在表面的改进执法对策外，鲜有提供对症下药式的精准策略。

人民法院运用个案审理优势，或主动或应邀与行政机关就行政执法、行政复议等问题进行沟通交流，不仅能够有效防范行政权运行风险，还能积极展示其法治政府建设者角色。[64]2014年行政诉讼法的修改，部分记载了此前十年府院互动实践成果，结束了府院互动法外运行的窘境。

[16]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方式主要规定在行政审判意见中，但更多来自地方实践探索。行政审判意见正式确立府院互动理念源于社会背景的深刻变化。[66] 参见章志远：《我国行政审判白皮书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第103页。只有把已经受理的行政案件公正、及时审理好，法院才有拓展行政审判功能的必要和底气。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遵循，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成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任务。而且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也积极出台相关措施，反映了行政系统对司法系统主动作为的积极回应。

[58] 参见朱新力、唐明良：《法治政府建设的二维结构——合法性、最佳性及其互动》，《浙江学刊》2009年第6期，第138页。[61]就各类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方式而言，要注意树立互动效果的靶向性、精准性导向，满足不同地区法治建设水准的差异化需求。

一些地方近年来兴起的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模式，试图通过公开化、组织化的府院互动方式在诉前化解行政争议。新时代行政诉讼府院互动的继续生长，既反映着人民法院对社会治理政策变迁的回应和优化司法环境的努力，也源于行政任务导向下司法功能适度拓展的需要。

不同种类府院互动活动的展开，既指向特定的司法目标，也能够拓展行政审判的实际功能，其合理使用有助于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体系的形成。[52] 顾永忠：《一场未完成的讨论：关于以审判为中心的几个问题》，《法治研究》2020年第1期，第109页。

行政诉讼中府院互动的实践演进显示，最高人民法院发挥了关键性高位推动作用。[46] 参见[日]大桥洋一：《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革》，吕艳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公布的李贵宝诉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行政赔偿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4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页）。[29] 对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法规范创造功能的分析，参见余凌云：《法院如何发展行政法》，《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24] 参见金晶：《村民不服行政复议状告贵州省政府，贵阳开审全国首例副省长出庭应诉行政案》，《人民法院报》2016年4月12日第1版。在党政分开的改革语境中，行政诉讼制度承载起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使命。

[26] 在法治政府建设步伐明显加快的背景下，五年来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方式异常活跃。[72] 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08页。

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在条件成熟时，可专门就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制定专项司法解释，实现2008年撤诉司法解释的换代升级，回应理论界对既不化解争议也不依法监督，不给原告出路现象的质疑。[43] 参见[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16] 参见章志远：《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之研究》，《法商研究》2011年第2期，第73页以下。最高人民法院自2010年始强调行政审判要致力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在法律框架内对当事人争议的实质性问题作出合法、公正、及时、妥善处理。[7]依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保证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依法正确行使，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正确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又是保证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依法正确行使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简介：章志远，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迄今为止发布的最具权威性、全局性和指导性的行政审判政策文件，行政审判意见对府院互动的方式、重点和界限提出了明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应当适时针对行政审判白皮书的主体和对象、内容和格式、程序和效力，制定专门的司法文件予以规范，使其产生与法定行政复议工作状况分析报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类似的功效。

这一时期国务院相继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自觉接受司法监督认真做好行政应诉积极配合法院审判等体现府院互动理念的机制被吸纳其中。[71] 参见[美]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74] 参见顾培东：《人民法院改革取向的审视与思考》，《法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3页。[7] 参见马怀德：《行政审判体制重构与司法体制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57页。